說到宣教機遇,與其說當年的殖民地政策使教會得到特權,還不如習以為常的華洋共處來得妙。教會得到特權其實是兩刃的劍,得到利益卻受到另一些限制,甚至日漸產生形式化的危機。但英國為了引進不同的民族牽制被殖民地方的人口,早在香港割壤開埠的日子,便引進不少來自南亞次大陸的勞工,有些成為警察或英兵,也有商人來港從事貿易。所以在香港可以找到早期建立的錫克教廟與清真寺,還有那些荒廢了的軍營有著啹喀兵居住過的痕跡。英國人實在沒有做過甚麼締造不同民族之間互相認識的機會,只是讓社會精英融入英語溝通的圏子作有限度的交流。這些南亞族群以香港為家已經好幾代人,也透過婚姻生育或親屬關係的移民帶來近年更可見的人口。這些南亞人口不是由香港華人引進的,但今天走到各個屋邨街道,或踏進重慶大厦,便可以看見他們的身影,看見他們對板球的熱誠,還有在空氣中處處聞到各種香料的味道。
板球與香料絕不是南亞族群的全部,甚至只是局部反映出他們對家鄉的想像。但作為華人基督徒,你可以找著這些現象開始認識他們的文化,在過程會發現到,原來在香港認識南亞群體的資源非常豐富,只等有心人去發掘。南亞穆民還有不同的派系傳統、基要與開放的,而香港有幾十間清真寺或禮拜處,能夠接觸認識的機會也不少。成為鄰居仍可老死不相往來,但也可積極認識,建立交流服侍平台,等候上帝的時間,向他們解釋上帝的國。加上我們都是曾經被殖民的群體,民族創傷如何真正得到醫治,國人心靈如何健全地站起來,正是華人與南亞族群同樣需要看見的亮光。
思考方向:
有些人認為殖民地統治改變了華人的價值文化,甚至構成香港人的特質。過度了九七回歸,也是好時機結算英國殖民對香港華人文化所帶來的影響。英國在香港的管治長達一百五十年,前、中、後期都有共通之處,就是各個時期都沒有為所有香港人進行全面的英式改造,卻在不同時期找出為少數利益集團作為溝通橋樑或代理的人。香港還稱得上是溝通中西文化的橋樑:茶餐廳的中西合璧,中英並排的招牌告示,還有一些滙通中英文化的地鐵站名,例如:太子(Prince Edward),金鐘(Admiralty)等等,都有豐富的文化故事和在其中發生過的交流。英國人不單沒有徹底改變了華人文化,還處處保留時代進步而不必保留的老規矩。1972年以前,香港還接納納妾的做法,丁權的問題徵結還在普通法對殖民地前成文習慣的採納等等。英語在香港雖然能通行,但華人並沒有像前蘇聯的城市般俄化,普遍大眾仍在使用中文和廣東話溝通。
殖民地時代似乎中西兼容,但實況是華人不受重視及處處受限。你多少都會感受到,香港的精英教育旨在提供英人在港與華人社會的溝通橋樑,當年的英式教育本身與香港的填鴨式考試教育根本就是兩回事。華人在殖民地是被管治的一群,稍有反抗色彩或任何形成社會環境不穩定的因素都不容發生,上世紀20至30年代的中文報紙滿佈「OOO」、「XXX」或留白,與當年的英文報章相比,便可以感受到管治者與被管治者的落差。真正的殖民統治裡,不是塑造殖民地長久依賴宗主國,便是利用其中的少數利益集團來管治大多數人,為殖民主帶來最大的利益。在香港,地產商、鄉紳與學術精英就是當年的少數人,得到英國人的菁萊重用。這些人不一定是華人,今天的木球會是昔日上流人士的俱樂部,白人是主角,南亞僱來的勞工身材高大、球技也不錯,華人就連木球(Cricket,香港現稱板球)這個運動是甚麼也搞不清楚,直到今天還以為是外國人的活動。早年來港的南亞人士也有不少成為殖民統治的代理人,從事警察或守邊境的職務。若不是英國人認清了回歸的事實,在80年代推行一系列的民主化計劃,立法會內的面貌還是以白人為絕大多數。回歸前後的熱鬧做成了一種對殖民地時代的強烈幻覺,但真相在老一輩朋友的記憶中,還是那麼受限與無力。
對於後殖民幻覺與殖民真相,筆者以文化印象給出來的答案,還不及因人而異的問題多…
文化印象的答案:
因人而異的問題:
現代的西方殖民者都是挾著某種宗教的美名來進行侵略。這不像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但也不能摒除用船堅炮利帶來教會和傳教士的指控。尤其是西方列強的國家教會,教會與政府存在著相互依存的關係。政府為教會打開鎖國之門,教會為殖民統治提供道德信仰,甚至安撫貧苦大眾。即使信徒與教會史學者不會完全認同這個理解,也無法影響殖民地對於教會作為殖民媒介的主流觀點。當然是宗教組織選擇被政府利用,但當政府利用宗教的時候,宗教就再別無選擇了。馬禮遜乘著從事東印度公司來中國當翻譯,亨利馬田也是大英帝國派去的軍牧,深入印度河內陸。傳教士隨著軍艦而來的印象深入民心。
直到今時今日,教會學校、醫院和社區服務機構也遍佈香港的社區脈絡,市民大眾使用這些教育與服務的時候,對於教會機構作為服務提供者也習以為常,甚至有些人會欣慰昔日殖民地遺留下來的社區建設。但這樣的同時,教會也背負著殖民侵略的污名,而且當教會接受了政府提供的服務機會,也接受了某些交易條件或限制。我們相信在這樣事情發生的背後,上帝認識每個人的心思意念;並且上帝仍然藉著這類「政治交易」把福音傳到一部分的華人之中。說到這裡,誰能否認這種事情的弔詭之處?
反思點子:
1. 教會和政府的關係:在複雜的關係裡,你能/不能認同甚麼? 你的位置能領人歸主、為主發光嗎? 你能注視到,上帝在複雜的關係裡如何掌權嗎? 人生短促,往往是我們的有限看不見事情的下落,讓我們謙卑,多讀聖經裡上帝所帶領的歷史進程,等候那日,努力今天。
2. 認錯與復和:宣教的洪流往往污積斑斑,可能是人對神心意的錯誤解讀,也可能是人有私心,除了將福音帶到未境之地,還想在那裡建功立業…神使用如何糟糕的宣教達成祂的心意是一回事,但作為基督徒,能對戰爭/殖民宣教的受害族群說聲「對不起」嗎? 基督徒可以面對歷史的錯誤,竭力追求和睦嗎? 和解與關係恢復可能是下一波穆宣猶宣的高峰。
3. 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說到這裏,作為香港的華人,是否已習慣了殖民地的街名建設,對往事亳無認知感受? 摩西在埃及的王宮長大,還是沒有忘記自己的同胞被欺負,只是他年青時用了不合適的暴力自行處理埃及人對希伯來人的壓迫。歷史記憶對召命是重要的構成部分,難怪亡國的以色列人如此哀嘆:「我們怎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記你,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詩篇137:4-5)
華人教會的發展歷程,對穆宣有甚麼意義呢?在歷史裡在華的回耶對話早在兩百多年前在雲南展開過,當然「耶」這一邊還是由西方派來的主教和傳教士為代表,與回族的雲南學者進行教理上的溝通和發表。伊斯蘭始終對基督宗教的教理有高度的對抗性,說到耶穌的神性、神全知全能的屬性之時,耶穌的釘身受死與伊教對神性的理解相距甚遠,那就更遑論連天主教與新教都爭論的馬利亞聖母角色了。教義的對話帶來高高的營壘,當然當年的傳教士帶著驚人的勇毅和服侍精神進到西北貧瘠之地,在撤出中國之前還有很多美好的故事見證發生了,當時包括穆斯林的貧苦大眾對他們仍是依依不捨。
華人的祠堂文化也容不下子孫愧對列祖列宗,只拜耶穌不為祖先上香視為大不敬。但一路走來,中國經歷了新文化運動,人們開始接納家族裡可能有不同的信仰,不接納對方也不會「大義滅親」,最多可能斷絕與個別信主的人來往。女性也得到較為平等的社會和教育地位,甚麼「三從四德」、「貞節牌坊」等虛偽道德都被批判摒棄,不再是社會的主流及大框架。穆民世界的變革卻沒有中國那般走得直率鮮明,有些現代派的KOL渴望自由定義甚麼才是清真,也有過不少原教旨主義浪潮,一方面對抗西方的再殖民霸權;另一方面在家裡向女性施以制度性的暴力。是神的恩典給華人教會明白甚麼是愛、犠牲與救贖挽回的真理,神的屬性帶來的公義、仁愛、喜樂、和平,以及堅毅又柔和地回應強烈的榮辱觀念。深信主所預備的華人教會,在向穆民宣教的事上,還有未曾溝通得好的見證,於事工層面上,在西方教會漸漸式微的日子,華人還有可發揮的角色。
思考問題:
誰說西方人只帶來大炮和侵略?直到今天固然仍存有白人優先的傲慢,不過也有西教士把一生最美好的福分獻給了中國。西教士絕對值得我們致敬:有一位宣教士叫栩樹葉來華,他一生人做了起碼六副棺材,親手做的,他的兩任妻子與其中五個兒女都死在中國,後來的唯一一個女兒許德理姑娘成為了香港播道神學院多年來作育牧者的老師。當年中國軍閥割據,戰禍瀕臨,西方差會前仆後繼地派人來到,付上生命的代價把福音告訴國人,那時儒教世界分崩離析,人心求變,聖經翻譯與教會辦學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女子教育。金陵女子大學、華南女子大學,還有上海的上海女子醫學院等,還有無數分佈各省的中小學辦學。
教育的過程讓價值觀得以沉澱轉化,醫療和社會服務事業有效地向貧苦大眾展示愛心。及至華人信主和加入教會的百多年間,西教士仍然活躍於中國及華人聚居的海外地區,他們的奉獻和使命都鞏固了華人教會的延續和發展。沒有這批十九世紀以來的傳教士來華,就沒有現代的華人教會。再說他們在神學上的貢獻:偉大的白話文和合本雖然不是完美的翻譯,卻造就了華人以熟悉的語言傳遞聖經的神學信息。他們設立的神學院訓練了無數的華人牧者,在華人接手後繼續運作,可見他們奠定了美好的基礎。要說精通漢學的不單是十九世紀以來的那批新教傳教士,他們雖然致力翻譯西方文學的過程,已經開拓了很多中國文化研究的領域,但堪稱西學東漸以來的成就後無來者,可說是天主教耶穌會教士利瑪竇。他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和著述,精通拉丁神學和儒教兩個當時還是很難彼此溝通的價值體系,至今仍是跨學科研究的寶庫。
思考問題:
從歷史理解華人作為外邦拜偶像之人的屬靈基礎及伏線
今日作為華人基督徒看似是平凡普通的事,返教會、聽詩歌、在基督教學校讀書都不是異類罕見,非基督徒也會有不少機會學習聖經,聽福音見證。但不要忘記:昔日信主的人在社會裡稱為教民,祭祖問題往往是信徒與不信主的宗族鄉親的衝突面,信主的人還有一系列的禁止清單:不燒香、不燒衣紙,甚至麻將賭博之事都一概不做。基督徒在華人傳統社會裡,昔日是不被接納的。
說到華人的傳統社會,祠堂宗族文化在明清年間進一步得到鞏固,但是民間普遍都存著「有拜錯,無放過」的態度。民間儒、釋、道滿天神佛,灶君財神處處可見,這個情況就如亞伯拉罕的憶述,「我祖原是個將亡的亞蘭人」1。如我們再數算中國歷代帝王如何以祭天地把社禝交給鬼魔,甚至煉丹而卒,我們就不得不承認,華人的屬靈基礎也不過是拜偶像之人,從來與將亡的鬼魔結界,是拒絕神的外邦人。
神沒有扔棄華人,但讓我們不要忘記我們的歷史,我們本來不過是拜偶像的將亡之人,還不用到清末儒教價值體系崩壞之前,早已埋下伏線。 自鴉片戰爭後,香港島、九龍半島和新界先後成為英國殖民地,傳教士也有不少在香港設立基地。當時的華人信徒不多,主要仍是由西方傳教士主理教會或事工機構。直到二戰及國共內戰之後,所有差會和傳教士撤出中國大陸,香港才成為西方差會和宗派教會在華的集中地之一。這個時候西方學者和神學院都搬到香港,當然也有很多內地新移民先後抵達,華人在香港得以接受更多的外來資源,不論在經濟、教育和思想信仰上,都承繼了好些文化遺產。香港教會在戰後的學生福音運動經歷了幾波復興,其中帶來重大啟發的傳教士艾德理,一路走來也經歷過西南聯合大學的學生事工,就在抗日戰爭還在苦戰中,見證著學生福音工作已在華成熟起來,戰後的政治風向卻把這份祝福帶到香港這片彈丸之地。在這個華人信主人數年青,社會氣氛開放的時代中,香港成為了神學教育、聖經教導資源和信仰多元表達的地方,華人文化與教會生活已經有一定的溝通方式和策略,不會因為二百多年前的祭祖問題或其他文化意識的差異而全面衝突或互相排拒起來。
在多災多難的百年中國裡,香港華人基督徒所承受的福分與特殊身份,也好媲美大飢荒下在埃及步步高升的約瑟。
思考問題:
1. 見申命記26:5,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傳頌下去的禱詞。對於亞伯拉罕曾經作為拜偶像之人,另可參考約書亞記24:2,其中是神對以色列民提到「古時你們的列祖、就是亞伯拉罕和拿鶴的父親他拉、住在大河那邊事奉別神…」。
宣教是一場又一場的禱告爭戰嗎?絕對是。爭戰的核心是人心靈歸向的所在,墮落的人性往往自我中心,拒絕歸回安息、悔改和順服上帝的掌權。爭戰的其中一方當然是屬上帝的,另一方是不屬上帝的。這個不屬上帝的國,像是五花八門,沒有統領的,但耶穌說過若祂是靠別西卜趕鬼,家裡自相殘殺,那一家一國就必站立不住。所以鬼魔的國度也有首領,而禱告就是向世界的深處說出神對這個世人的心意,奉主的名吩咐鬼魔的國度交還屬上帝的子民和地土。宣教若只是傳講道德模範,便忽略了向黑暗國度奪回應有主權的面向。撒但又怎會錯過任何可以欺騙人心的機會呢?沒有禱告爭戰,宣教怎會有果效呢?
宣教是一次又一次的文化改造嗎?必然是。宣教不論遠近,跨越多少障礙,目的都是對準人心來宣講真理,從黑暗勢力奪回人心,並且教導人成為主的門徒,要公開地宣認與神立約的洗禮。在人成為主的門徒之過程裡,必然需要面對文化系統的結構性罪惡:貪財、情色,敵擋神的主權等。不同時代的信徒有不同的改造方式,例如:隱世克己、獨身,又或者全面禁賭禁麻將等等。也有些時候過了一個大時代,改造文化的方式出現末流弊端的現象,教會仍在不斷改革中。信徒群體的改革正是宣教所帶來的文化改造之載體,而文化改造的創始成終者耶穌基督,總是具有救贖和再造力量。
那麼,宣教又與神學語言的整合有甚麼相干?如果我們對宣教的不同面向理解上有強有弱,也有各自的側重點,那就需要理解對方的說話等同於各自的那些概念,就如「植堂增長」與「職場轉化」之間,也有多少共通性質。或許沒有一個宗派或差傳運動願意接受某種神學語言的折衷方案,但沒有一間地方堂會可以說自己的理念與實踐完美無暇、滴水不漏。為何不能坦誠溝通,暫時放下某些堅持,看別人比自己強,Shall we talk?
思考問題:
讓我們把宣教放在城市的處境裡。城市從美國傳統福音或基要派的眼中,是邪惡和巴比倫系統的象徵,也是充斥貧窮和不公義的地方。我們要改變城市,成為上帝之城、天國之都嗎?聖經往往形容末後的日子,情況越來越糟糕:敵基督、古蛇、巴比倫在迫害神兒女到極處之際,號角聲響起,主耶穌駕著雲彩回來,使徒約翰隨即看見新天新地,有新的耶路撒冷聖城,是耶穌為信徒預備的住處,有生命水的河經過城內街道的中央,河的兩旁有生命樹,就是起初因亞當犯罪而不再讓人觸碰的生命樹。這個城市是耶穌為我們預備的,能醫百病的生命河水和生命樹的葉子也非人手所能預備。但宣教的終極指向這個與神同在、沒有黑夜的新耶路撒冷,而不是伊甸園或一條信仰氣氛濃厚的小村莊。如此巨大的反差,在世的基督徒應如何自處?
宣教到了這一代人,相信很多人都可以認同,在個人得救以外,神對人的使命還會帶來社會的更新轉化。個人得救與社會更新先後次序可能不同,在不同的例子裡,這些轉化復興能維持多久也有不同,但宣教使命以耶穌基督的救贖扭轉了人的命運為關鍵之餘,神對全地救贖和治理的心意也不應被忽略。城市作為藏污納垢之處,福音的大能也必會在其中照亮黑暗,而聖城和俗世的反差不應讓人變得純粹出世、嚮往田園隱樂,城市宣教還意味著我們在身處的小俗世裡發光發熱,預備一種與新天新地配合的生活形態,將來與現在於永恆的上帝面前並沒有分別,都是充滿意義的。
在新天新地裡,城外有犬類、行邪術的、淫亂的、殺人的、拜偶像的,以及所有喜愛和行虛謊的人。但天使對使徒約翰說過:「……不義的,讓他仍舊不義;污穢的,讓他仍舊污穢;為義的,讓他仍舊為義;聖潔的,讓他仍舊聖潔。」屬神的人之所以聖潔稱義,是因為羔羊的寶血。將來仍有虛謊之事在聖城以外,聖城不是一個大囚牢,聖徒可以進出自如的。信徒今天在自己的俗世和將來城外的處境,也不是一樣,以耶穌的能力和慈愛,得勝有餘地面對嗎?
思考問題:
甚麼是宣教?這個詞有些人不常提起,怕被人標籤說教,或者文化侵略。或許我們可以避免使用這個詞,或用上其他代名詞,好像「延福」、「差關」等等,又或者我們將所謂宣教的內容分拆:傳道、見證、社會關懷、跨越文化,還有創意佈道、醫院佈道、藝術傳道等,各適其適,宣教這個詞似乎是落伍、過期,最好不要宣之於口的詞彙了。
但我們結果又如何言述上帝對全地的心意?聖經的整體主題,貫穿在耶穌基督身上的大使命,作為基督的新婦和身體,屬於耶穌的信仰群體應該如何處理今天的生活處境,面對反覆無定的社會生態,堅持不同形式的聚集和宣揚「那召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或許某一種的形式和面向是不足以概括整個大使命,西方人用Mission這個詞,我們可以直譯使命,但宣教的通用涵義也只是西方人Mission的中譯名詞罷了。
其實冷靜一點,讓我們在這世代,用已有的名詞重新與未信的世代溝通便可以了。也許「教」這個字對華人來說比較沉重,不單是宣教,還有新文化運動所摒棄的禮教,那種魯迅筆下「吃人的禮教」。整全的教導仍是人心所渴望,有恩典也有真理,也是保羅在混亂的羅馬時代囑咐提摩太的。整全的教導不需要太著重某一種宣教策略,社會關懷與直接傳講也是常用的方式,重點是在怎樣的社會需要怎樣的關懷,處境化策略的背後還有上帝之手。
也許過去百多年來華人的新文化主流對任何近似傳統的「教」化都全面批判,或者港式的潮流「棟篤笑」總是拿教會的詞彙冷嘲熱諷,甚至有些信徒也以為我們所宣的「教」抵禦不住科學和實證主義的衝擊,然而,十字架本來就是羞辱的記號,到那天,也是宣教的主耶穌把一切羞辱變為榮耀。宣教的象徵符號和用詞可以變化,但內涵仍是帶著這種羞辱與榮耀的弔詭性。
思考問題:
在這個時代,如果我們沒有把穆民嘗試分類,在宣教層面的溝通必然出現大量誤區落差,難以推進任何新的發現和嘗試。先不說原教旨主義與蘇菲教團長久以來的角力了,即使是原教旨主義的擁護者,也不一定支持以暴力的聖戰帶來真正的和平。穆民的知識分子對信仰有著不同程度的重新詮釋,但民間伊斯蘭從來都沒有消失過,而且很可能是真正的主流。遜尼派與什葉派的鬥爭從來都沒有止息過,但不要以為什葉派是單一派別,他們對於誰是最後的伊瑪目也有不同見解,分開了不同的傳統。還有在南亞和西方人數眾多的阿赫邁底亞派,雖然在一些穆斯林國家被列為異端,但是那一個教派不認為自己的教義才是純正無瑕?
回到今天的多元社會,伊教與非伊教國家的界線漸趨模糊,不同國家的穆民新一代如何溝通家族傳統和國家主流文化也是百花齊放。所以我們必需對來自不同地區、有不同身份角色和教派背景的穆斯林都有基礎了解,才不至於將他們的思維方式混為一談。的確穆斯林有一些相似的價值觀和某些相同的禮儀認信,但對於每個與他們交接的宣教工人或信徒絕對不能對他們的認知僅止於此,否則誤解會帶來恐懼和不必要的衝突,無法讓我們建立有效的溝通橋樑。
進階思考:
跨越是一個聖經裡非常重視的元素,它不單是希臘文「使徒」一詞蘊含的意思,也是以色列人列祖及新約教會不停作出的選擇:亞伯拉罕離開吾珥,摩西率眾離開埃及,保羅宣教使團的活動範圍不斷衝破猶太人的界限……當然還有耶穌道成肉身,跨越人神之間的鴻溝。這樣看來,我們實在無法提出一條過分簡化的跨越方程式,因為跨越的使命是獨特的,方式也是千變萬化。所以反過來說,宣教的事情就是切忌「人做我又做」,別人做得好就「跟足」來做。因為跨越講求創意,需要跨越就是因為沒有已建立的交流方式。前人的路徑所揭示的處境,當然要反省參詳,但甚麼植堂模式、營商宣教,甚至那些已經譜好調妥的佈道法,如果沒有推進新的發展,舊有理論不會立即成為宣教突破的竅門。基於這個時代的對象群體的複雜性,這個時代的宣教需要認真地研究對象群體,更具體地交流資訊和心得,在嘗試不同的進路時,容讓錯誤和失敗發生,不要自己人打自己人,不要以為沒有人做過的嘗試就是異類、錯誤和問題的核心所在。這些是幾千年來神的兒女仍在學習的功課。
延伸思考:
基督信仰的宣教一路走來,經歷幾次大突破。由漂洋過海到進入內陸,再用到叢林飛機為每個族群帶來教育和聖經翻譯,我們都為這些突破雀躍歡喜。甚至有些宣教機構仍在數算多少個族群未有屬於自己母語的聖經,多少個族群未有一個宣教士踏足過,多少個族群的基督徒還在零點幾個百分比,因為我們的遠象是萬族萬民的終末敬拜,當這些稱為「未得之民」的族群數量下降,基督回來的時針就轉動,甚至可以隨時「踏正12點」。
隨著交通和資訊科技發達,把好消息傳到海島和沙漠裡不顯眼的最後一群之願景,似乎越來越迫近、越來越容易達到。不過與此同時,我們在資訊科技發達的情況下不難發現,人與人的距離不單是地理,甚至不單是語言或某些文化差別,心理距離還包括社會階層、性別與成長環境等多種因素。在龐大的都會城市就越能發現,各行各業各具特色,不同的人群有他們多重的身份建構,工人必需弄清楚對象如何理解自己的多重身份、核心價值和生活形態,不要人云亦云。就如Joshua Project也指出,南亞世界的人群並不是以語言為群體的主要分界,其實隨著這個世界的人口和資訊交流迅速,世代思維轉變的間距也越見縮減,有說「十年一代」,我們的宣教範式跟得上嗎?重構的不是福音傳到地極的願景,而是我們對遍傳對象的理解。
思考問題:
穆斯林普遍以生育和集體遷徙作為宣教的途徑,當然,只要歸信者或他們為新生嬰孩諗誦一次清真言,他們便成為教內人,這與我們的歸入耶穌基督名下的意義大不相同。但是我們可以思想一下,這種宣教模式對我們有甚麼啟迪?群體比個人的宣講更具感染力,透過日常的互動,我們更容易察覺他們的所言所行是否一致。有時候,南亞裔穆民家庭展現出熱情的人際關係,甚至吸引了關係裡有破口的基督徒成為穆斯林。當然這不是穆斯林宣教的全部,當他們的人口比例在某地區達到相當的數目,他們便會以刀劍伴隨宣講。伊斯蘭含有以武懾人的本質,加上源於近東緊密的親族關係,他們的群體見證也充滿著關係上的張力與矛盾。
單身的基督徒在穆斯林當中見證耶穌基督的愛時,也必須認清穆斯林群體中這些關係的特質和問題。單身的宣教工人往往為關係裡受盡壓迫的穆斯林帶來自由的渴望。但愛也需要從關係中展示出來,在穆斯林眼前呈現基督徒群體的互動,以及在深度矛盾關係中的彼此寛恕,能夠吸引他們真正地看見上帝的真愛在人間。
讓我們再想想,他們長期的群體遷徙是具有宣教意識地進行嗎?還是在逃避某種他們積累而成的貧窮社會結構?如果這個世界注定是要像走向終末的巴比倫,那麼基督徒不也是在逃避一個將亡之城嗎?這樣的話,群體見證的情況也巧妙地相似,是因被動而主動。然而,我們的主動是因為不願意重複這個世界的貧窮和敗壞,我們的主動是要活出上帝之城。
思考問題︰
說到差傳鐵三角——差派堂會、差會和工人(有些版本會加上神學院而形成四角),筆者認為這個團隊協作的框架過分簡化宣教事業的複雜性。現時很多差會還沿用著二百多年前的思維,在開拓新工場的時候,完全沒有考慮周邊的協作資源,便把工人差派到當地「開荒」,或有些組織把屬於自己的工人寄托在其他在該地區有團隊的組織,但沒有從組織上加深了解該工場的運作和當地文化語言,讓前線工人感到孤立無援。此外,差傳鐵三/四角卻為工人之間的合作關係帶來很大的權力落差:不知您有沒有探訪宣教士的經驗,聽過他們說些對來訪者比較敏感的話題,例如:堂會長執對工場的觀點,以及差會對工人的支援等等?當幾角關係出現意見不合、衝突和受傷的時候,宣教士面對權力架構顯得分外無力和不滿,只能向鐵三角以外的同道中人抱怨訴苦。
其實設立團隊和整合地區資源絕對不是簡單的事,也不是某一機構領受了異象就能處理,當中涉及人際關係與溝通方法、文化差異適應及對當地古往今來的所知等眾多因素。由於全球化與散聚宣教的提倡,香港或世界其他的大城市都不再只是差派地,她們固然是後勤基地和資源中心,也同時可以是前線工場。這樣的話,堂會、差會、工人和神學院都是一個界定為工場的地方裡,芸芸角色的其中四個。堂會和差會之間不被定義的機構組織,未有堂會、差會和神學院所認可的工人,還有很多在社會裡發揮不同的角色和互相補足的弟兄姊妹,他們在團隊協作中都可以有改變情況的影響力。而最重要的是,前線不再必然是非西方的發展中國家:重新界定前線所在,才能再次重整地區資源,建立合乎此情此景的團隊。
反思:
請不要誤會,威廉克里和戴德生絕對是宣教的風雲人物,值得敬佩。要告別的是宣教英雄時代,否則我們看不見甚麼是團隊協作。如果沒有在塞蘭坡事奉路上,威廉克里的摯友讓他知道自己忽略了的兒子,或許他兒子的反叛會成為另一個悲劇與醜聞。戴德生一生為基督付上再多,也不能埋沒他所建立的中國內地會在當世及日後的貢獻。直到今時今日,轉換了機構名稱的海外基督使團,它仍是一個非常著重團隊關係的前線機構,所屬宣教士遍佈全球。
反過來看,我們不要忽視缺乏團隊所帶來的危險。威廉克里的第一任妻子因為兒子早死而患上精神病,讓他在印度初年吃盡苦頭;戴德生早年來華傳教,未有任何為宣教士子女教育打點的團隊,他一而再的只能把兩任妻子的兒女送回英國接受教育,讓子女在缺乏父母陪伴中成長。
這些往事雖然都蒙神賜福而得到保守,但我們絕不要忽視團隊的重要性。現時世界很多地方都有信徒群體,或在完全未得聽福音之民的附近,總有一些近文化的信徒群體。在遠方差派工人的組織或堂會,有沒有想過要跟這些與未得之民、近文化的弟兄姊妹彼此照顧與合作?或是只期望單打獨鬥,像幾百年前那樣,派出眾多犧牲或跌倒的跨文化工人,而冀望跑出下一個打不死的宣教英雄?
延伸課題:
常說穆宣工人特別少,教會在宣教使命對穆民特別虧欠。不過穆斯林向來衝著基督的神性而反對基督徒以及任何福音傳播,甚至學習我們的宣教模式,成為他們的宣教。所以穆宣一方面要以失敗為師,免得重蹈覆轍;但是穆民世界十八億多人口,又不能以前人失敗經驗一概而論。要接觸十八億多的人口,是需要很龐大的數字,但是我們不能維持於二十年前的思維想像:今日的互聯網、視頻和手機程式能在極短時間改變大片群眾的思維和對事情的理解,一條影片或視頻的影響力可以超越多少本古典巨著。但有效見證也包括個人接觸,而大伙兒的接觸不利穆民越過致命的榮辱感去再思考信仰。
所以人多不好辦事?人少又可以有效地向穆民見證嗎?當然我們萬分歡迎弟兄姊妹同心同工開發穆宣的平台、進路和資源,甚至更多不斷的代求禱告;然而見證的有效性總不應以參與穆宣人數而論,而事工本身所生發的果效,和聖靈的同在才是吸引人參與的願景。
穆宣工場凋零以久的殘影,其中還有很多歷史文化的因素,等候神的時間帶來人的改變,深信神仍使用他的兒女、工人和見證人帶來重大的改變。
思考問題
如果差會和宣教機構統計出來的宣教士數目,並不反映宣教載體的全貌,那麼我們可以如何更全面剖析現時的宣教面貌呢?當然我們也不能粗疏地認為百行各業的基督徒都是宣教工人,因為他們未必有任何跨越成分(例如:地理、文化和行業等):這些人一直在本族本城,沒有離開過原生地或老本行;此外,如果他們主觀地不認為自己是宣教載體的一部分,也沒有甚麼行動在他們的範疇見證基督,那麼即使把他們計算在內也與事實不符。
我們也不應以那個人是否在異地執行大使命為計算宣教工人的準則,因為現今有不少本地宣教士從事本土的跨文化工作,甚至與海外工場形成互相幫助、互通消息的伙伴。所以宣教不單是一地一工場的事了,各個城鄉和工場的互動都可能牽涉宣教行動,這包括禱告、動員、互訪互助和不同時間派不同的人到某個位置,積極地等候和配合上帝的工作。
也許計算人數不是最好的方式,因為憑果子可以認出主的門徒,建議也考量個別信徒或整個普世大公教會對不良社會結構、固有文化思維,和環境保育等產生影響。筆者只是希望這個宣教載體的新方程式,能納入不同的面向和影響,來計算真正投入的宣教力量,而不是以宣教士高齡化的現象來動員年輕人參與宣教,就好像敲起喪鐘般的警告,這並不是否定喪鐘的表達必定沒效,但若深思一會,我們可能會發現因為忽視宣教模式的急促轉變,而局限了我們對宣教的視野。
新方程式的可能性︰
但以理和以斯帖都是在被擄的異鄉,但以理以對耶和華獨一神的敬畏和忠誠,向巴比倫和波斯王帝見證「即或不然」的信心。以斯帖就在整個民族幾乎被害之際,以禱告、智慧和美貌揭穿敵人的詭計,叫上帝拯救的計劃得以實現。我們還可以數算被賣的約瑟在埃及的巨大影響,並安提阿伯的太監在回國返宮之後所帶來難以估算的福音果效。
這些人不屬於甚麼宣教的體制,也沒有甚麼領人歸主的策略和得到任何認獻及金錢支持,卻成就了在外邦人中重要的見證和更新。所以讀者不要忽略那些「隱形」宣教士:他們沒有宣教士的銜頭,卻在所行的路上,得到上帝的安排去到別的地方、職業或群體,並且神與他們同在,他們就能有效地見證祂。
跟進問題:
1. 上帝的任務特使(於文中稱之為「隱形」宣教士),與地方教會所委派差遣的宣教士,有甚麼異同?
--> 你認同嗎?你會如何形容任務特使與體制下的宣教工人之關係?
2. 這些「隱形」宣教士,無聲無色地散落在不同的行業、文化背景的人群、不同的位置,你能認出他們嗎?你如何認出他們——是他們的愛心、好行為、熟讀聖經,或是他們禱告的能力彰顯了神同在的氣氛?
3. 體制下的宣教士是指那些在差會和地方教會的認可下所差派的工人。他們面對甚麼限制?與此同時,他們在怎樣的情況下,以致需要體制的幫助和授權來承擔跨文化的工作?
在穆斯林世界裡,尊重長輩是非常重要的原則和價值觀。長輩不單具備權威和提攜後輩的恩情,他們還被認為有閱歷和智慧。所以重要的家族事務都會由家中的長輩處理,而且長幼有序,長兄永遠是長兄,「細佬」永遠是「細佬」。面對這種尊卑分明的社會分層意識裡,我們應該以怎樣的身分切入,跟他們溝通呢?我們不能說,只有那些成家立室的宣教工人才能發揮影響力,或年輕單身的宣教士就一無是處。有時候無視對象群體的分層意識能為他們帶來更大貢獻(例如是男女平等),有時候積年累月的交往才是對方明白我們生命的關鍵,而開始和持續交往的關係中往往不都是對等的(老師—學生;社工—受助者;當地人—客旅;僱主—員工等)。但更多時候他們對年紀稍長、有兒有孫的長輩更願意加倍尊重和服從,又或者在錯落散聚的城鄉互動中,不少人心渴想有前輩的關切和引導。而且穆斯林世界的廣大遼闊和多樣多變,也的確需要日子有功的知識和閱歷才能明白他們的「尊重」是甚麼,從而產生一種柔韌有餘的說服力,可稱為「智慧之言」,幫助他們接接收和思考從前所忽略和抗拒的真理。金齡宣教工人所能進入的角色功能遠比現時的理解更大,願主親自使用。
跟進問題:
1. 你所理解的「尊重」,與穆斯林主流世界的「尊重」,有甚麼相似和落差?請不要
既定了大家對「尊重」的理解是一模一樣的。
2. 你有多少那種柔韌有餘的說服力? 有沒有見過那些前軰長者能道出說服人心的「智
慧之言」? 從今天起,我們可以更新自己的眼光看待一些金齡事奉者。
3. 如你已從事穆宣工作,你與穆民對象的關係是對等的嗎? 對不對等都不要緊,最重
要的是積年累月的交往帶來充分的了解; 你能持續變化自己的身份角色、多方切入地
了解他們的價值觀和溝通方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