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宣:對象群體在多元社會下的有效分類
在這個時代,如果我們沒有把穆民嘗試分類,在宣教層面的溝通必然出現大量誤區落差,難以推進任何新的發現和嘗試。先不說原教旨主義與蘇菲教團長久以來的角力了,即使是原教旨主義的擁護者,也不一定支持以暴力的聖戰帶來真正的和平。穆民的知識分子對信仰有著不同程度的重新詮釋,但民間伊斯蘭從來都沒有消失過,而且很可能是真正的主流。遜尼派與什葉派的鬥爭從來都沒有止息過,但不要以為什葉派是單一派別,他們對於誰是最後的伊瑪目也有不同見解,分開了不同的傳統。還有在南亞和西方人數眾多的阿赫邁底亞派,雖然在一些穆斯林國家被列為異端,但是那一個教派不認為自己的教義才是純正無瑕?
回到今天的多元社會,伊教與非伊教國家的界線漸趨模糊,不同國家的穆民新一代如何溝通家族傳統和國家主流文化也是百花齊放。所以我們必需對來自不同地區、有不同身份角色和教派背景的穆斯林都有基礎了解,才不至於將他們的思維方式混為一談。的確穆斯林有一些相似的價值觀和某些相同的禮儀認信,但對於每個與他們交接的宣教工人或信徒絕對不能對他們的認知僅止於此,否則誤解會帶來恐懼和不必要的衝突,無法讓我們建立有效的溝通橋樑。
進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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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跨越到對象群體的多元方法
跨越是一個聖經裡非常重視的元素,它不單是希臘文「使徒」一詞蘊含的意思,也是以色列人列祖及新約教會不停作出的選擇:亞伯拉罕離開吾珥,摩西率眾離開埃及,保羅宣教使團的活動範圍不斷衝破猶太人的界限……當然還有耶穌道成肉身,跨越人神之間的鴻溝。這樣看來,我們實在無法提出一條過分簡化的跨越方程式,因為跨越的使命是獨特的,方式也是千變萬化。所以反過來說,宣教的事情就是切忌「人做我又做」,別人做得好就「跟足」來做。因為跨越講求創意,需要跨越就是因為沒有已建立的交流方式。前人的路徑所揭示的處境,當然要反省參詳,但甚麼植堂模式、營商宣教,甚至那些已經譜好調妥的佈道法,如果沒有推進新的發展,舊有理論不會立即成為宣教突破的竅門。基於這個時代的對象群體的複雜性,這個時代的宣教需要認真地研究對象群體,更具體地交流資訊和心得,在嘗試不同的進路時,容讓錯誤和失敗發生,不要自己人打自己人,不要以為沒有人做過的嘗試就是異類、錯誤和問題的核心所在。這些是幾千年來神的兒女仍在學習的功課。
延伸思考:
對象群體的重構:曾經作為宣教範式的先進發現
基督信仰的宣教一路走來,經歷幾次大突破。由漂洋過海到進入內陸,再用到叢林飛機為每個族群帶來教育和聖經翻譯,我們都為這些突破雀躍歡喜。甚至有些宣教機構仍在數算多少個族群未有屬於自己母語的聖經,多少個族群未有一個宣教士踏足過,多少個族群的基督徒還在零點幾個百分比,因為我們的遠象是萬族萬民的終末敬拜,當這些稱為「未得之民」的族群數量下降,基督回來的時針就轉動,甚至可以隨時「踏正12點」。
隨著交通和資訊科技發達,把好消息傳到海島和沙漠裡不顯眼的最後一群之願景,似乎越來越迫近、越來越容易達到。不過與此同時,我們在資訊科技發達的情況下不難發現,人與人的距離不單是地理,甚至不單是語言或某些文化差別,心理距離還包括社會階層、性別與成長環境等多種因素。在龐大的都會城市就越能發現,各行各業各具特色,不同的人群有他們多重的身份建構,工人必需弄清楚對象如何理解自己的多重身份、核心價值和生活形態,不要人云亦云。就如Joshua Project也指出,南亞世界的人群並不是以語言為群體的主要分界,其實隨著這個世界的人口和資訊交流迅速,世代思維轉變的間距也越見縮減,有說「十年一代」,我們的宣教範式跟得上嗎?重構的不是福音傳到地極的願景,而是我們對遍傳對象的理解。
思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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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宣︰透視群體見證
穆斯林普遍以生育和集體遷徙作為宣教的途徑,當然,只要歸信者或他們為新生嬰孩諗誦一次清真言,他們便成為教內人,這與我們的歸入耶穌基督名下的意義大不相同。但是我們可以思想一下,這種宣教模式對我們有甚麼啟迪?群體比個人的宣講更具感染力,透過日常的互動,我們更容易察覺他們的所言所行是否一致。有時候,南亞裔穆民家庭展現出熱情的人際關係,甚至吸引了關係裡有破口的基督徒成為穆斯林。當然這不是穆斯林宣教的全部,當他們的人口比例在某地區達到相當的數目,他們便會以刀劍伴隨宣講。伊斯蘭含有以武懾人的本質,加上源於近東緊密的親族關係,他們的群體見證也充滿著關係上的張力與矛盾。
單身的基督徒在穆斯林當中見證耶穌基督的愛時,也必須認清穆斯林群體中這些關係的特質和問題。單身的宣教工人往往為關係裡受盡壓迫的穆斯林帶來自由的渴望。但愛也需要從關係中展示出來,在穆斯林眼前呈現基督徒群體的互動,以及在深度矛盾關係中的彼此寛恕,能夠吸引他們真正地看見上帝的真愛在人間。
讓我們再想想,他們長期的群體遷徙是具有宣教意識地進行嗎?還是在逃避某種他們積累而成的貧窮社會結構?如果這個世界注定是要像走向終末的巴比倫,那麼基督徒不也是在逃避一個將亡之城嗎?這樣的話,群體見證的情況也巧妙地相似,是因被動而主動。然而,我們的主動是因為不願意重複這個世界的貧窮和敗壞,我們的主動是要活出上帝之城。
思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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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差傳鐵三/四角的問題
說到差傳鐵三角——差派堂會、差會和工人(有些版本會加上神學院而形成四角),筆者認為這個團隊協作的框架過分簡化宣教事業的複雜性。現時很多差會還沿用著二百多年前的思維,在開拓新工場的時候,完全沒有考慮周邊的協作資源,便把工人差派到當地「開荒」,或有些組織把屬於自己的工人寄托在其他在該地區有團隊的組織,但沒有從組織上加深了解該工場的運作和當地文化語言,讓前線工人感到孤立無援。此外,差傳鐵三/四角卻為工人之間的合作關係帶來很大的權力落差:不知您有沒有探訪宣教士的經驗,聽過他們說些對來訪者比較敏感的話題,例如:堂會長執對工場的觀點,以及差會對工人的支援等等?當幾角關係出現意見不合、衝突和受傷的時候,宣教士面對權力架構顯得分外無力和不滿,只能向鐵三角以外的同道中人抱怨訴苦。
其實設立團隊和整合地區資源絕對不是簡單的事,也不是某一機構領受了異象就能處理,當中涉及人際關係與溝通方法、文化差異適應及對當地古往今來的所知等眾多因素。由於全球化與散聚宣教的提倡,香港或世界其他的大城市都不再只是差派地,她們固然是後勤基地和資源中心,也同時可以是前線工場。這樣的話,堂會、差會、工人和神學院都是一個界定為工場的地方裡,芸芸角色的其中四個。堂會和差會之間不被定義的機構組織,未有堂會、差會和神學院所認可的工人,還有很多在社會裡發揮不同的角色和互相補足的弟兄姊妹,他們在團隊協作中都可以有改變情況的影響力。而最重要的是,前線不再必然是非西方的發展中國家:重新界定前線所在,才能再次重整地區資源,建立合乎此情此景的團隊。
反思:
團隊協作的重要性:告別宣教英雄時代
請不要誤會,威廉克里和戴德生絕對是宣教的風雲人物,值得敬佩。要告別的是宣教英雄時代,否則我們看不見甚麼是團隊協作。如果沒有在塞蘭坡事奉路上,威廉克里的摯友讓他知道自己忽略了的兒子,或許他兒子的反叛會成為另一個悲劇與醜聞。戴德生一生為基督付上再多,也不能埋沒他所建立的中國內地會在當世及日後的貢獻。直到今時今日,轉換了機構名稱的海外基督使團,它仍是一個非常著重團隊關係的前線機構,所屬宣教士遍佈全球。
反過來看,我們不要忽視缺乏團隊所帶來的危險。威廉克里的第一任妻子因為兒子早死而患上精神病,讓他在印度初年吃盡苦頭;戴德生早年來華傳教,未有任何為宣教士子女教育打點的團隊,他一而再的只能把兩任妻子的兒女送回英國接受教育,讓子女在缺乏父母陪伴中成長。
這些往事雖然都蒙神賜福而得到保守,但我們絕不要忽視團隊的重要性。現時世界很多地方都有信徒群體,或在完全未得聽福音之民的附近,總有一些近文化的信徒群體。在遠方差派工人的組織或堂會,有沒有想過要跟這些與未得之民、近文化的弟兄姊妹彼此照顧與合作?或是只期望單打獨鬥,像幾百年前那樣,派出眾多犧牲或跌倒的跨文化工人,而冀望跑出下一個打不死的宣教英雄?
延伸課題:
(Photo by Shane Rounce on Unsplash)
穆宣︰有效見證與工人數目的比拼
常說穆宣工人特別少,教會在宣教使命對穆民特別虧欠。不過穆斯林向來衝著基督的神性而反對基督徒以及任何福音傳播,甚至學習我們的宣教模式,成為他們的宣教。所以穆宣一方面要以失敗為師,免得重蹈覆轍;但是穆民世界十八億多人口,又不能以前人失敗經驗一概而論。要接觸十八億多的人口,是需要很龐大的數字,但是我們不能維持於二十年前的思維想像:今日的互聯網、視頻和手機程式能在極短時間改變大片群眾的思維和對事情的理解,一條影片或視頻的影響力可以超越多少本古典巨著。但有效見證也包括個人接觸,而大伙兒的接觸不利穆民越過致命的榮辱感去再思考信仰。
所以人多不好辦事?人少又可以有效地向穆民見證嗎?當然我們萬分歡迎弟兄姊妹同心同工開發穆宣的平台、進路和資源,甚至更多不斷的代求禱告;然而見證的有效性總不應以參與穆宣人數而論,而事工本身所生發的果效,和聖靈的同在才是吸引人參與的願景。
穆宣工場凋零以久的殘影,其中還有很多歷史文化的因素,等候神的時間帶來人的改變,深信神仍使用他的兒女、工人和見證人帶來重大的改變。
思考問題
計算宣教載體的新方程式
如果差會和宣教機構統計出來的宣教士數目,並不反映宣教載體的全貌,那麼我們可以如何更全面剖析現時的宣教面貌呢?當然我們也不能粗疏地認為百行各業的基督徒都是宣教工人,因為他們未必有任何跨越成分(例如:地理、文化和行業等):這些人一直在本族本城,沒有離開過原生地或老本行;此外,如果他們主觀地不認為自己是宣教載體的一部分,也沒有甚麼行動在他們的範疇見證基督,那麼即使把他們計算在內也與事實不符。
我們也不應以那個人是否在異地執行大使命為計算宣教工人的準則,因為現今有不少本地宣教士從事本土的跨文化工作,甚至與海外工場形成互相幫助、互通消息的伙伴。所以宣教不單是一地一工場的事了,各個城鄉和工場的互動都可能牽涉宣教行動,這包括禱告、動員、互訪互助和不同時間派不同的人到某個位置,積極地等候和配合上帝的工作。
也許計算人數不是最好的方式,因為憑果子可以認出主的門徒,建議也考量個別信徒或整個普世大公教會對不良社會結構、固有文化思維,和環境保育等產生影響。筆者只是希望這個宣教載體的新方程式,能納入不同的面向和影響,來計算真正投入的宣教力量,而不是以宣教士高齡化的現象來動員年輕人參與宣教,就好像敲起喪鐘般的警告,這並不是否定喪鐘的表達必定沒效,但若深思一會,我們可能會發現因為忽視宣教模式的急促轉變,而局限了我們對宣教的視野。
新方程式的可能性︰
但以理和以斯帖︰見證上帝的任務特使
但以理和以斯帖都是在被擄的異鄉,但以理以對耶和華獨一神的敬畏和忠誠,向巴比倫和波斯王帝見證「即或不然」的信心。以斯帖就在整個民族幾乎被害之際,以禱告、智慧和美貌揭穿敵人的詭計,叫上帝拯救的計劃得以實現。我們還可以數算被賣的約瑟在埃及的巨大影響,並安提阿伯的太監在回國返宮之後所帶來難以估算的福音果效。
這些人不屬於甚麼宣教的體制,也沒有甚麼領人歸主的策略和得到任何認獻及金錢支持,卻成就了在外邦人中重要的見證和更新。所以讀者不要忽略那些「隱形」宣教士:他們沒有宣教士的銜頭,卻在所行的路上,得到上帝的安排去到別的地方、職業或群體,並且神與他們同在,他們就能有效地見證祂。
跟進問題:
1. 上帝的任務特使(於文中稱之為「隱形」宣教士),與地方教會所委派差遣的宣教士,有甚麼異同?
穆宣更需要長輩的尊重和智慧之言
在穆斯林世界裡,尊重長輩是非常重要的原則和價值觀。長輩不單具備權威和提攜後輩的恩情,他們還被認為有閱歷和智慧。所以重要的家族事務都會由家中的長輩處理,而且長幼有序,長兄永遠是長兄,「細佬」永遠是「細佬」。面對這種尊卑分明的社會分層意識裡,我們應該以怎樣的身分切入,跟他們溝通呢?我們不能說,只有那些成家立室的宣教工人才能發揮影響力,或年輕單身的宣教士就一無是處。有時候無視對象群體的分層意識能為他們帶來更大貢獻(例如是男女平等),有時候積年累月的交往才是對方明白我們生命的關鍵,而開始和持續交往的關係中往往不都是對等的(老師—學生;社工—受助者;當地人—客旅;僱主—員工等)。但更多時候他們對年紀稍長、有兒有孫的長輩更願意加倍尊重和服從,又或者在錯落散聚的城鄉互動中,不少人心渴想有前輩的關切和引導。而且穆斯林世界的廣大遼闊和多樣多變,也的確需要日子有功的知識和閱歷才能明白他們的「尊重」是甚麼,從而產生一種柔韌有餘的說服力,可稱為「智慧之言」,幫助他們接收和思考從前所忽略和抗拒的真理。金齡宣教工人所能進入的角色功能遠比現時的理解更大,願主親自使用。
跟進問題:
你所理解的「尊重」,與穆斯林主流世界的「尊重」,有甚麼相似和差別?請不要以為雙方對「尊重」的理解是一模一樣的。
你有多少那種柔韌有餘的說服力?有沒有見過那些前軰長者能道出說服人心的「智慧之言」?從今天起,我們是否需要更新自己的眼光看待一些金齡事奉者?
人口結構的變化:60-75歲也是金青
根據統計署2019年中的估計與人口普查2011年的數據比較顯示,香港60至74歲的人口增長是457,194,佔總人口百分比上升了5.1%。在突破了130萬的60至74歲人口中,他們很多已不是基層人口,是在戰後受現代正規教育和於現代架構任職的一代,而且很多還是退而不休的人士,有能力活躍於自己的界別或社區裡,擔任顧問、兼職或義工等角色。而55至59歲是人口金字塔的頂峰,佔全港總人口的8.7%,可見未來5至15年這批人在社會的聲音和角色都是有增無減,雖然他們的體力不如二十、三十歲壯年,但他們離開全職或管理層的職務之後,就有更多資源和時間實踐他們的夢想和願望。這與幾十年前的香港,或很多發展中國家的人口結構剛剛相反,60至74歲人口佔多,正反映醫療衞生的情況能支持這個年紀的人能「行動自如」之餘,更能發揮他們以往累積的人生閱歷、知識和技藝。當然他們不容易擔當「捱更抵夜」或高勞動的工作,但創新、活潑、熱誠和委身等年青有為的代名詞,用來形容這個年齡層的人是絕對可以適用的。如果他們運用這些生命的特質在宣教使命,還加上這一代人面對歷史事件的睿智、被喚醒的使命角色和奮鬥精神,就是「金青」、是現代青年宣教者的其中一個分類了。
思考問題:
青年宣教的核心價值是甚麼?不論你在那個年齡層,你能擁抱和實現這些核心價值嗎?
年青的定義是相對的,對於65歲的剛退休人士而言,30、40歲的中年人永遠都是「後生仔女」;但「青宣」從來不會令人聯想到年青人就是「一代不如一代」、「廢青」與「壞鬼後生」等的代名詞,青年宣教總是一種單純的熱心和獻上一切的委身。青年人給人感覺金和銀都沒有,但一身衝勁和朝氣是他們獻上歸主所用的一切。如果主樂意使用80歲蒙召的摩西和走40年曠野路的迦勒成就祂的計劃,相信沒有信徒有資格認為自己太老不能被主所用,又或者經驗太老練,已過時,不應再被選召去做一件新事。跨文化宣教總要有些大膽嘗試的新任務,但主往往已把他裝備妥好,成為主所使用的僕人。筆者認識一位船長,71歲才開展他的宣教事業,神用盡他的性情、經驗、才幹和資財,投身於活了大半生都沒有太多接觸的教育事業。所以「青宣」不是年齡問題,心態和實踐才是關鍵。面對全能豐富的神,我們都如「十八廿二」的年青人一無所有,但我們有天上的「富爸」和向耶穌基督禱告的恩典,無論幾多歲都可以「晒冷」、「青宣」。的確,心態和實踐是需要培養的:有些時候,人在沒有完善制度的情況下,仍能憑機遇和自身的努力,帶來改變及成就。可見宣教教育不單需要體制和章法,真正的機遇可能是一片可發展的荒地,讓神激發我們內在的呼求和將潛能發揮出來。「青宣」的心志透過「荒土」呈現出來。
思考問題:
東方的青年人能否好像上個世紀的西方人,大學畢業不久就走在世界的角落體驗或從事宣教?事實上現今的世界交通便利,即如中韓兩國的新一代,穿州過省地上學工作也是等閑之事。但東方人的家庭觀念重,為子女陪讀赴考不在話下,婚姻大事也有不少人會聽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比起西方世界的個人觀念可謂差天共地:很多人在18歳便真正離家獨立,上學不一定需要穿校服,學校在7至8年級就開始鍛鍊學生解決問題(Problem Solving)的能力,語言文學的學科入大學考試也著重個人發揮。或許西方人要重尋群體的信仰生活,才能在這個時代差派工人,但東方人在相對保守和著重馴從的教育系統跑出來,很多時20出頭的小伙子,還沒有多少機會自己做決定,發掘自己的思維想法和在複雜多變的社會取得超凡的人生閱歷。很多時候東方人要到成家立室,甚至人生巨大轉變的時候,才能有自己的想法。所以青年宣教在東方世界還適用嗎?如果仍然適用,青年人可以如何把握青春奉上所有在神的壇前,並從事跨文化宣教?筆者認為,不要硬套西方教會昔日「青年宣教」的口號便是了。
華人群體:
穆民世界:
穆宣:年青人在研究和辯道的角色
生逢富裕的社會,年青人的人生閱歷尚淺,是否代表他們在差傳,以及穆宣的角色有限,甚至應該改動坊間對「青年」的定義,或更著重金齡宣教?事實上,生在資訊發達的年代,年青人在穆宣的角色可謂大有可為:穆斯林世界與世界的其他角落一樣,受到資訊科技的發展所影響,嚴重衝擊他們較為傳統的觀念,例如:男尊女卑,聖戰和暴力的合法性等。所以年青人若一手掌握宏闊的世界觀,另一手了解如何運用資訊科技,在研究和辯道方面可以拉闊穆斯林社會的討論和思考角度,有助他們發現聖經的真理和選擇信仰的自由,這是不應被任何一種聲稱或共識為絕對真理的信仰所抹殺。當然,這些進路也必需配合信徒團契彰顯基督的愛,年青人也需要吸收上一代人所集結的精華,站在巨人的肩膊上,才能發揮得更好。我們也不要忘記,資訊科技的發達也暴露了很多基督徒群體過去和現在的偽善,如果沒有合適的態度尋求寛恕和更新,研究和辯道的進路也在判斷自身的不是,叫年青一代趨向無神思維、極端批判、虛空厭世或及時行樂的態度。一個銀幣總有兩面,還看如何發揮,盼每位愛主事主的年青人都遇上生命中的伯樂。
思考:
(新生通訊2019年11月號加長版)
青年回應宣教使命的科技「危」「機」
試想想在馬禮遜、李文斯頓和威廉克里的時代,沒有飛機和智能電話,攀山涉水之餘,也得忍耐異文化的衞生、水土和不同文化之間的「零」認識。現今科技與城市發展都非常急促,昔日上廣州還需大半天,現在往返兩地由兩小時到大半天的旅程任人選擇。香港大概用了4至6年全面地使用4G流動數據涵蓋了3G和2G,這個速度比起每家每戶都有電話、電視和電腦的時間來得更快。今天的宣教有甚麼不同?地域和時空的距離消失得七七八八,現時青宣所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礙又是怎樣的呢?
科技一日千里的發展容易讓我們以為宣教的發展也是如此急促,但可能匆匆而來的是一片迷霧:青年人面對爆炸性的資訊來臨時,他們已準備好篩選和驗證的速度嗎?他們的情緒和態度已準備妥當迎接傳媒實時每刻的引導和挑戰,而仍然能夠專一地向神和祂的國委身嗎?以前的宣教先賢排除萬難才能越洋宣教,若不是年青的時候一直忠心於神所托付的使命,根本無法花上長時間和資源來到異文化地域傳福音和建立教會,更遑說學習語言文化和適應水土的艱巨,甚至他們早料會賠上生命的代價。但願我們這一代的青年人繼承先賢的忠心和擺上,乘著科技發展的快車之餘,也不忘記資訊爆炸所帶來的挑戰和機遇。
思考「危」:
思考「機」:
香港穆宣:各據一方的亂局
基於本地跨文化容易開展,有些社區教會因著在該區出現或居住的少數族裔,看見他們的需要而發起一些服侍團隊,如功輔班或婦女小組。但很多時候,教牧同工身兼多職而分身不下,弟兄姊妹又自覺只屬協助支援的角色,服侍久了,就出現疲乏和不能支撐的情況。特別服事穆民的弟兄姊妹還會問:我可以如何傳福音呢?然而穆宣本身是生活形態的全面展現,並且在文化交流的頻繁中拉開討論價值觀的空間,而這些都不是一兩年服侍便能達到的。
如果教會繼續認為本地跨文化事工是邊緣業務,各自隨手做一點,就像好撒瑪利亞人照顧路上被強盜打至半死的傷者,我們便錯過了故事的留白:旅店為何在撒瑪利亞人未必付足房租的情況下,仍願意接收傷者?旅店為何要接收一個路上的傷者,說不定他是一個債務纏身的人,日後會為店主添煩添亂?旅店是好撒瑪利亞人的路上之友,願意共同承擔這個傷者的需要:所以本地跨文化需要交流和合作,深入了解穆民的多元處境和需要,彼此搭配走更遠的路。
如果…
何不…
還有...
海外跨文化工人的承傳及對本地跨文化的支援
香港華人教會差派工人從事宣教約有三十至四十年的歷史,現時不少在港差會的同工都由本地華人擔任,漸漸出現宣教的一代,對海外跨文化宣教有了基礎認識和參與。但在現今瞬息萬變和交流頻繁的世界裡,海外跨文化工人的角色也起了一些變化:昔日遠赴未得之地的工人從事開發的宣教工作,當現今海外工人在創啟地區能做的工作有不少限制,尤其是各國政府對外界滲透的顧忌和監控,中國教會就在二十世紀經歷了這個情況,而宣教士加速將權力交在華人牧者手中。所以海外宣教的角色有轉為支援的可能,透過「有人在地」更能準確有效地幫助到訪的跨文化工人,在短時間內掌握學習語言文化的資源,以及協助認識當地的信徒群體,能收兩地合一配搭之效。這樣的承傳和變化才不枉主賜香港華人教會難得宣教的一代,而今天人群在高速流動的時代裡,在非創啟地區的跨文化工作,尤其是對於那些源於創啟地區的對象群體而言,應給予更多重視、拓展和支援。
反省問題:
家門前的工場與海外工場上需要不同的工人
家門前的跨文化宣教工人,與越洋過海、長駐當地的有甚麼不同?有人可能會答,在家門前的工場工作比較容易。對於事工開展而言可能是對的,資源和支援較容易得到,但長遠發展下去就不一定了。在家門前從事跨文化工作的人,在對象群體間若不待上數年,是不容易理解他們的想法,也不熟識他們的語言。就香港而言,並沒有很多適切本地跨文化工人的機制。本地工人身處主場,可以更多聯繫不同的本地同工或機構彼此搭配,但同時也少了時間學語言,與左鄰右里的對象群體建立關係和身心靈的休息。現時香港教會對本地跨文化欠缺充分理解和支援家門前工場的機制下,本地工人還要兼顧在教會向弟兄姊妹推廣培訓,和開發支援家門前工場的概念等。所以在家門前的工場裡,工人的需要以及他們計算時間和任期的方式,與派駐海外工場的情況應是不同的。
不同的處境為本地跨文化工人帶來甚麼特性與需要?可以如何回應?
語言文化如何習得…
切入對象群體的身分建立…
休息代表甚麼,哪裡和多長時間才能真正地退修/重新得力…
金錢不能解決甚麼問題,差委會應思考哪些問題…
本地跨文化工人的優勢如何能發揮得持久…
本地跨文化更需要帶職
正如職業是城市人的身分,現時世界的格局是宗教歸宗教、社福(社會福利)歸社福、生意歸生意、政治歸政治。沒有國家希望別國的人來到「掛羊頭賣狗肉」,結果宗教界在信仰見證的範圍大大縮減,如果你的職業是牧師,在很多國家和地區都認為你做社福和生意是不妥當的。
在資訊發達的年代,為所做的事更名換姓的果效越來越低,對方很快便發現你是來傳某個宗教信仰的;除非一個人本身在某個界別有明確的身份,並在那裡嘗試打造一個與別不同、對社會有貢獻又有見證力的生活形態,否則現代的都市人根本不能閱讀你的身分和見證,在外的話也不會給你簽證,讓你留下來。這樣牽涉了我們如何重塑工人的訓練,職業不單是平台和接觸人的技巧,而是一個具價值觀的生活形態;而神學及聖經訓練、工人之間的交流和團契、敬拜禱告的操練也是不可或缺的,這些元素如何走在一起?讓我們繼續思考,不要把訓練永遠留在海外的遠處,因為在彼岸的簽證和監控之下,是沒有留給外國人建立生活形態的時空。
進深思考: